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二十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真理标准讨论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理论——邓小平理论。
不久以前，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通知。
在这以前，江泽民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还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中央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党开展一次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活动，我想是很必要的。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这里讲到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建党，建国，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个历史环节，划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大篇章：
从建党到建国，是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篇；
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
党史新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很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这个，就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因而不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于我们党的伟大转折。只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经过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批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段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大批老干部的领导职务，逐步形成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事件和人物），在这四大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迈开步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党的历史才真正实现了伟大转折。
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这不是通常的对任何历史事件都会有的二十周年的纪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新时期二十年的纪念，是对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年的纪念，是对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二十年伟大成就的纪念，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实践和胜利二十年光辉历程的纪念。
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准确地说，包括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一九一九年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在辛亥革命引起的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的确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引起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同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大篇章，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这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充分地说明了思想解放、理论指导对于历史变革、历史创造的伟大作用。
从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和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世纪眼光，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历史，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要分门别类做专题的研究，还要综合起来做总体的研究。这种总体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贯穿于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研究。
十五大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发展、思想解放的发展和邓小平理论发展，作了一个高度凝炼的概括：两个重大历史关头，两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第一个宣言书，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转折，开辟了建国以后党的历史的新时期。
由此启动的思想解放，不断向纵深和广阔发展，展现出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波澜壮阔、汹涌向前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
概括起来，举其大端，可以说有五个重大的、决定性的推进。
这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这就是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它是改革开放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
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它是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
实践上的突破当然都联系于观念上的突破。观念的突破、理论的突破，都意味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第二个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
新阶段，是新时期之内的阶段划分，不是另一个新时期。
十四大有三大决策：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三大决策，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又都要求、都推动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要害是个姓“社”姓“资”的问题。历来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对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拨乱反正，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姓“社”姓“资”问题（重新弄清楚什么叫坚持社会主义、什么叫复辟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商品经济、初级阶段的争论和困惑，归根到底，也都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所实行的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姓“社”不姓“资”）。就南方谈话的时候突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来说，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经济是不是必定姓“资”，不能姓“社”？南方谈话引导我们党冲破这个思想束缚，十四大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是思想解放的又一个更加重大的、决定性的推进。
解决姓“社”姓“资”的困惑，在理论上，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反复提出和阐述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实践上，就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的取舍。三个“有利于”，正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不讲社会主义、不问社会主义。关键是按照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去讲、去问社会主义。是离开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按照僵化的观念去抽象地讲和问？还是在实践中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讲、去问、去探索、去试验，从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去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去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
十五大是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十五大对这个历史课题，向全党、全国、全世界作出了坚定的、明确的、正确的回答。
十五大又有三大决策：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新的阐发。
十五大报告指出：在走向新世纪的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十五大对于当前思想解放的要求是怎样的呢？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按照十五大这三大决策来认识和把握。
三大决策，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又都要求、都推动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面对挑战和考验，迎接困难和风险，勇往直前，这样的精神状态，对解放思想是很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每个方面都有新的概括，都要求有新的思想解放。
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乃至仅就经济中的所有制这个方面来说，改革要有多方面的突破，思想解放也包括众多的内容。比如，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比如，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比如，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比如，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提倡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比如，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都要解放思想。
所谓姓“公”姓“私”问题，也还是属于姓“社”姓“资”问题。以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全盘公有，不容许公有为主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以为公有又最好都是原来的国有，不容许探索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这样的观念需要突破。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正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不讲、不问公有制。关键是按照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去讲、去问社会主义公有制。
再就政治方面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是很大的思想解放。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领导方法的改革，这也是很大的思想解放。
把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对它的精髓、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它的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它的科学体系和革命风格的认识，提高到十五大的新水平，按照十五大的方针，“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解决好学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按照十五大的要求，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都要求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推动着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总之，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把历史的总结和理论的探讨落脚到实践的创新上来，十五大要求的各项任务，就能脚踏实地地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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